演员手记 忆马健翎院长二三事（作者：吴德）
马健翎院长驾鹤西游已近50个春秋了，剧院男女老少无不缅怀这位备受人们爱戴、尊敬的老院长——我们剧院的缔造者和创始人。他才华横溢，知识渊博；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对党的戏剧事业做出了巨大奉献而从不居功自傲；他潜心治院的敬业精神；他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热爱人才以图事业壮大发展的雄才大略……所有这些事，都为人们所称道；可以说，他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革命的一生，是艰苦创业的一生，也是十分辉煌的一生。他为我们民族戏剧艺术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以他为代表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为戏曲现代剧的演出及表演，开创了一条科学可行的崭新格式，单就这一点，无论怎么评价他的历史功绩都不为过。
我虽非民众剧团的人，但却是西北戏曲研究院的早期学员，也是马健翎院长解放后的第一批学生。由于长时期上下级和师承关系，我们接触较多，自然对院长的一些轶闻趣事较为熟悉。现就记忆所及，采撷二三事，以表深切怀念之情。
在一些人心目中，对涉足仕途总是兴趣很浓，似乎觉得只有求得一官半职，方能显示出自己的才能，方能光宗耀祖。可有的人却偏偏不这么想，不仅如此，还总想摆脱行政事务的羁绊，做自己喜爱的具体工作。我们的老院长马健翎就是一位对仕途毫无兴趣，而且具有超前意识的“怪人”。
解放初期，马健翎就是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的副部长，1951年又兼任西北戏曲研究院院长，当时已是行政六级，按说官位不算低，而且仕途前程似锦。但他的旨趣并不在此，在于从事具体的戏剧艺术事业。据当时在文化部剧改处任职的陈幼韩先生对我说，马部长两个多月未去部里上班，后来去了以后，看到自己的写字台上堆满了文件，一时心中烦乱，气得他摔了文件：“唉！谁叫我当这个部长！”1955年大区撤销时，据说中宣部调他文化部当副部长的要职，他婉言谢绝了上级的提拔和重用。就西北戏曲研究院院长这一职务，他亦不愿承担。1952年冬，首都举行全国首届戏剧观摩演出大会期间，马健翎曾两次亲自登门，邀请京剧著名表演艺术家程砚秋先生来陕主持剧院工作，并同程一起在京为剧院买了一套清代戏箱，而且恳切地对程说：“你去做院长，我为你做助手。”据知情人说，我们剧院的院址，就是马健翎与程砚秋两人共同选定的。这说明马早有邀程来陕之意。后因程有病未能成行。1956年程不幸谢世，马又多次邀请豫剧著名表演艺术家陈素贞来院做院长，也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所有这些，都说明马院长淡泊于仕途，千方百计地想跳出行政管理的圈子，要一心一意在戏剧艺术事业上大展宏图。高官厚禄不是他的追求，他选择的人生是如何能充分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价值，力争为党的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多么高尚的思想品德和崇高的精神境界啊！
马健翎常风趣地说：“演员就是我的猴，我没猴拿啥耍呢！”这形象地说明院长对演员是十分爱惜和重视的。西北戏曲研究院自1951年成立到1956年这短短几年中，其所以能够很快排出秦腔、眉户、碗碗腔《游西湖》《赵氏孤儿》《梁秋燕》《粮食》《金琬钗》等一些质量上乘、久演不衰的长期保留剧目，而且声震四方，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称道，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马院长十分珍视人才。因为他清楚的知道，艺术人才不同一般，技艺与绝活都在各人的身上，事业的成败与否就取决于演职人员才能的高低，所谓“一百个萤火虫抵不住一盏灯”就是这个道理，所以马院长把人才视为财富，视为振兴事业的关键。他积极筹办了院属实验剧校，选派强硬的师资力量培养自己的艺术人才。另外，他四处招贤纳士，收罗各方面的人才。除从省党校、西北文化部、西北野战军文工团，省委宣传部及一些地、县选调一批精兵强将，加强剧院党政、后勤及院属各单位行政管理工作的力量以外，他着重寻觅艺术人才。其中包括演员、导演、剧作、教练、音乐演奏、高级舞美设计等等。在他这一指导思想促使下，剧院当时的确是人才济济，各路艺术精英汇聚一堂，光导演和教练就集中了名家高手40多位，其中有秦腔、眉户、碗碗腔教练，有京剧教练，也有山西蒲剧教练。他们个个身怀绝技。马院长不仅器重他们，在工作上给他们创造一切条件，使他们充分发挥各自的艺术才能，而且在生活上给他们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尽量排除杂事对他们的干扰。记得有一次排戏正在紧张阶段，可是每礼拜三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非得要那些教练导演参加不可。马健翎眼睛一瞪，胡子一撅，对组教干部发火道：“我们这是戏曲研究院，又不是马列学院！”
1957年反右开始后，马健翎自长宁宫（马健翎搞创作的基地）回到剧院，他一回来总是先看老艺人和演员们。当他去看京剧教练裴世亭的时候，裴的门外贴切了许多大字报，毫无根据地指责裴和外边的一个女人云云，又有吸食毒品的嫌疑等等。马健翎看了以后立即如开干部会，大发脾气：“我请一个人是容易的？你们闹了半辈子，能弄啥？人家在《游西湖》里只给戏出了一个点子，就这么一下，千金难买。他是一个艺人嘛，又不是革命干部，为啥要采取这种办法呢？艺人有一点毛病算个啥呢？那是旧社会带来的嘛！只要他一年给我一个戏出几个好点子，剧院就把他养起来 …… ”马院长批评刚完，剧院有关老艺人的大字报就全部扯掉了。艺人们深为感动。有人向剧院推荐一位京剧界颇有名气的教练臧某某，马很高兴，立即派章云刚同志赴京联系。当时这位教练月薪要价350元，比马的月薪还高。章云刚担心院长不容。可恰恰相反，马说：“只要他把技术给咱们留下来，为什么不要呢？”此后，这位教练自京来陕，就在剧院效力多年，而且工作积极认真。院长还让团里指派学生轮流他的房间卫生，帮助他做各种杂务活儿。这不仅表现了马院长博大的胸怀，而且也体现了他对技术人才的珍爱与器重。
马健翎一直认为秦腔花脸的发声方法不够正确，只是吼戏，吐字又不清晰。他很喜欢京剧和山西晋南蒲剧的花脸唱腔，觉得他们的发音和唱腔比较科学，所以就请京剧花脸韩盛岫和蒲剧花脸刘富奎来剧院做教练和导演，对秦腔花脸进行一番改造。可是，当他发现了秦腔黑头田德年老先生以后，简直爱得不得了。田老的个头、身材以及声腔的高昂、吐字清晰，都是无可挑剔的。他认为田德年是秦腔花脸中一块不可多得的宝。于是，他派人专为田老写戏，想充分发挥田老的艺术才能，以满足广大观众艺术欣赏的需求，同时提高秦腔花脸的品位。所派的人还未及动笔，正好王绍猷老先生的《铡美案》写出来了。马健翎非常高兴，他对剧本经过一番调整和修改，给包公又增添了许多唱词。他又担心田老年纪大，中间无间隙唱不下来，心理很矛盾。原来旧戏舞台上，有管前场的戏外人，当演员特别是主角唱戏的间隙，常常给唱段多的演员递上一小壶热茶水，让演员润润喉咙。后来为了净化舞台，管前场的人被取掉了。但马健翎为了解决田老演唱中喝水的问题，就在“前三对”一场，特为包公设计了一套动作，右手示意秦香莲同陈世美质对，然后一抓水袖转身，将左手搭在桌上放置的印架上，背对观众，桌上提前就准备好一小壶热茶，这样就解决了田老喝水润嗓的问题，而观众不易发觉。为了爱惜演员，马健翎真的用心良苦，而且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
三年自然灾害，对高工资的马健翎来说自然不会受任何威胁，但对一般人来说，那可就是常常为吃饭问题而发熬煎的事情了。有一次剧院二团正在咸阳演出，马院长去看望大家，发现大家吃不饱，还坚持演出，心理非常难过。适逢那天是八月十五，他用自己的稿费为每个同志都买了一份好吃的礼物。院长的这份情义，就是全团同志用之不竭的精神食粮。
有一年，新疆某剧团以高价偷偷挖走我院二团一名身怀绝技的演员樊某。消息传到长宁宫，马健翎立即乘车返回剧院，他生气地来回踱步，并用手杖不停地在地上敲着，狠狠地批评了有关干部以后，即速拨通了新疆尔自治区党委第一把手、他的老同事的电话：“必须尽快把人给我送回来！”然后，让剧院向省公安厅通报，并派贾志明处长和老艺人郭育民乘飞机去新疆，务必将人带回来。樊某很快由新疆被带了回来。当时剧院空气紧张得让人窒息，都知道院长对此非常气恼，肯定不会轻易放过，而且不惜动用公安，下了那么大的势头，还不知如何整治这个同志，大家都为这个同志捏一把汗。出乎意料的是，马院长将这个同志叫到自己的房间，一顿狠狠批评之后，却在临走之时还送了他一条中华烟。这个同志感动得只是流泪。不仅如此，当时二团正在汉中演出，院长用电话通知剧团的负责同志，对樊的问题不开会，不批评，还要热情对待。就这样，他还怕有问题，又同李应贞一起，亲自将这个同志送往汉中。剧院所有同志都要为马院长宽厚仁慈的老者心肠而赞叹不已。有了这样极端热爱人才的好领导，何愁党的艺术事业不能兴旺发达呢？
马院长对我也是十分器重的，他一生对我有两句概括性的评价。其一是：“吴德是剧院的一头牛。”这是他对我工作态度的高度评价和赞许。我非常感谢院长对我的勉励。画家蔡鹤汀先生知道院长对我这一评价，就主动为我画了一幅“甘为孺子牛”的国画。我十分珍重，至今还保存完好，引以为荣。院长对我的另一句评价就是他看了《梁秋燕》以后所说的那句：“吴德塑造了一个陕西关中农民的典型。”这是他对我在艺术上高度评价，对我创造更多的艺术形象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平时，院长对我关怀备至。记得有一次父亲自户县来院看我，我想陪他在街上转转，那时柏树林这里的新城门还没有开，交通又不方便，上街必须走老南门。院长知道我要陪父亲上街，非得指派他的司机用小车将我们送往东大街。我再三推脱，他都不依，盛情难却，只好从命。父亲非常感动地对我说：“娃呀，你给剧院立了啥汗马功劳，做了啥赢人的事了吗，你的院长对你咋这么好？”我对父亲说，我们的马院长不光对我好，他对剧院的男女老少都好。父亲说：“我就看这人面善、和气、待人诚恳热情，没有一点官架子，咱一个乡下农民么，伢都能这样的抬举，可实在不是一般人。”接着父亲对我说：“娃呀，遇见这样的好领导不容易，这是你的好遇合。以后把伢院里的事当事着干，一定要干出个名堂来，也给伢院长撑个体面。要是干不好你的事，不说别的，咱就对不住伢院长了。”几十年后的今天，父亲每当提及此事，还是念念不忘。几十年来，我一直刻苦勤奋地努力工作，与院长对我的教诲、勉励和厚爱是分不开的。
人们对那些在别人作品上总喜欢挂上自己名字的人非常憎恶。诸如什么“作者”“编审”“编导”“策划”“导演”“艺术指导”“艺术顾问”“音乐作曲”等名目，不一而足。如果真正做了这许多方面的工作，他的署名自然是心安理得，无可非议；他们的辛勤劳动也会受到人们的赞许和尊敬。问题在于有些人根本就没有进行这些工作，还要挂名，这就不能不引起非议了。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别人利用你的劳动成果，以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你当做何感想呢？不言而喻，肯定是不高兴的。那么你在别人的作品上挂了自己的名，即使当事人不说什么，难道就不怕社会舆论的指责吗？我就听到过不少这方面的议论和指责，觉得这样做是很不应当的。这大概属于另一种形式的剽窃吧！
耳闻目睹当前这种不良现象，不由想起当年我们的老院长。他对别人的辛勤劳动向来是十分尊重的，常常帮别人改剧本，提建议，谈设想，不管下多大的功夫，但从不挂名，有时几乎将别人的剧本重新写一遍，当作者主动署上他的名字时，他都要毫不保留地删去自己的名字，他觉得那样做是不道德的。他认为给别人的作品提意见，帮助修改都是领导的分内事，是不可推卸的责任。马院长这种大家风范和助人为乐的美德，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尊敬。
我们排导时，马院长也常常深入练功棚或排演场，参加实际导演工作。据剧团老人说，过去民众剧团所有的戏曲现代剧的排演，都渗透着马健翎院长的心血与汗水。他同演职员们一起熬夜排戏那都是平常事。如果是别人排戏，他总是独自一人，同导演座位保持七八米远的距离，披上他那件旧得发白的深蓝呢子上衣，戴着一顶鸭舌帽，左手的拐棍顶在后腰间，右手食指下意识地摸着鼻梁左侧一点小红痣，眯着眼睛看排戏。就这一个习惯姿势，他一动不动地能站一两个小时。一旦觉得演员的戏上不去，他就丢掉上衣和拐棍，给演员连滚带爬地示范动作。
1963年春，我们在民主剧院赶排《雷锋》一剧，排导方面遇到了困难，戏总是上不去。可是，这时公演的广告已经见报了，上演时间在即。当时马院长积劳成疾，正在住院，听到这个情况心里很着急，他不顾医护人员的再三阻拦，赶到民主剧院，躺在台下的病床上，头上后着湿毛巾，医生给打着针，他用拐棍指挥着排戏。戏很快地排出来了，演出效果十分强烈，一时售票出现紧张。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要求，我们曾一天连演三场。
马院长这种为了党的戏曲艺术事业，置自己生命安危于不顾的精神，真是感人至深。就这样，我们也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包括字幕、广告和剧目介绍单中看见挂有马健翎导演或是艺术指导或什么艺术顾问之类的名字。如果真的挂上，那还不容易吗？而且也是理所应当、无可厚非的。可是马健翎从不这样做，他认为这都是领导应尽的职责。可能有人觉得，他这样无私奉献不图名利的做法似乎太傻了，但事物的辩证法往往不会像那些所谓的“聪明人”估计的那样。一代戏剧大师马健翎的美名永远扎根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