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冬天，时任哈佛大学伊朗学讲席教授的费耐生（Richard N. Frye）在寄给雷克斯福德·斯泰德（Rexford Stead）的信中这样写道。话虽如此，但费耐生并非是想拿珀普与创作了《果园》《蔷薇园》和《诗颂集》的波斯诗圣们相比，这种比较大概纯粹是从三座墓葬的建筑本身出发的——萨迪墓和珀普墓都是由德黑兰大学建筑学教授、伊朗著名建筑师穆赫辛·福鲁吉（Mohsin Foroughi）设计的，而哈菲兹墓的设计师则是福鲁吉的同事、法国考古学家和建筑师安德烈·戈达尔（André Godard），他们两位都是二战后伊朗建筑设计界的代表人物。自然，不管在波斯文学领域还是就伊朗文明整体而言，珀普都没有资格与萨迪和哈菲兹相提并论。但是，能在伊斯法罕城内的上佳位置拥有一座花园中的陵墓，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绝非一件平常的事。对于珀普来说，这或许也是他钟情于波斯文物、艺术与建筑的一生最好的归宿。
在费耐生寄出这封信的100年前，1881年春天，亚瑟·珀普（Arthur Upham Pope）出生在美国罗德岛州西南部的小镇费尼克斯（Phenix）。18岁时，珀普自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学院（Worcester Academy）毕业，考入布朗大学，并且在七年后获得了硕士学位。在布朗读书期间，他与后来成为了知名作家的波撒·戴蒙（Bertha Damon）相识并结为连理。此后的五年，珀普辗转于纽约、波士顿等地，在康奈尔、哈佛等校继续求学。1911年，珀普获得了伯克利加州大学哲学系的工作机会，夫妇二人一同移居到加州的奥克兰。在伯克利执教的六年时间中，珀普遇到了他后来的伴侣和工作伙伴、当时的他的学生菲利斯·阿克曼（Phyllis Ackerman）。这段不伦的师生关系所引发的争议，最终致使珀普从伯克利辞职，并且最终彻底远离了哲学界。1920年，在和波撒·戴蒙离婚后，珀普与阿克曼注册结婚，二人继续住在加州。自此开始，珀普和阿克曼一起，全身心地投身于他长久以来的兴趣，即对东方（尤其是波斯和阿拉伯）文物、艺术品的收藏、鉴赏和研究。
1929年，亚瑟·珀普在伊斯法罕考察寺建筑，现藏于哈佛大学艺术图书馆
1947年，亚瑟·珀普和菲利斯·阿克曼在位于纽约亚洲研究院中他们的研究室里，现藏于哈佛大学艺术图书馆
珀普选择在这时进入东方艺术史领域和文物行业，除了个人兴趣的驱使外，可能有更加现实的动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球艺术收藏市场的中心从百废待兴的欧洲逐渐向北美转移。而就中东地区而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逐步崩溃和波斯恺加王朝的衰落所引发的社会政治秩序的更迭，进一步地促使中东的古董和艺术品典藏流入西方、大量地进入欧美藏家的视野。另外，近代以来，西方学者、探险家和各类公私机构广泛地参与到整个旧大陆范围内的寻宝和考古工作中。在进入20世纪后，对古代亚非历史时期各阶段的语文、历史、考古学和艺术史的研究与教学，已经以东方学的名义，在欧洲和北美的学术世界中开拓出了自己的一片新天地，并且通常能够得到所在国当局和社会各界有力人士的支持。当然，西方世界对自己古典文明起源的追问，并非是当时的人们探索古代东方文明的唯一动力。对于当时正在形成的现代中东来说，那些逐渐走出了奥斯曼帝国残梦的当地居民，拥有不同的信仰，说着不同的语言，也开始通过对上古文明的解释，重塑各自的民族历史与认同。这些意识形态领域的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对中东古代遗址的发掘、研究与文物收藏产生了影响。
面临着这么一个快速膨胀的新兴市场，真正有能力评鉴中东古董和艺术品的专家却依然少之又少，尤其是在美国。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前期，距离珀普从伯克利辞任、潜心研究东方艺术没几年，他已经成为闻名全美的中东文物专家了。全美各地的艺廊、博物馆和收藏家都向他征求波斯、阿拉伯文物方面的意见。除了顾问服务之外，珀普也开始帮助北美的博物馆和个人收藏家介绍销售中东古董和艺术品的商人，或直接在其中担任中介。他先后为旧金山、芝加哥和堪萨斯城等地的博物馆建立了相当规模的中东文物收藏。在此过程中，珀普对于波斯艺术的偏爱表露无疑。在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档案里，收购记录中400条卖家名称标注为珀普的藏品，其中的一半以上都来自伊朗。1925年，珀普开始担任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顾问馆员，并且在博物馆理事会的委托下前往伊朗，深入调查当地的古迹和文物。
考古学在伊朗开始得并不算晚。在恺加王朝统治下的19世纪中叶，西方考古学家就已经开始在伊朗境内开展了田野发掘工作。在伊朗西南部的胡齐斯坦（Khuzestan）地区、靠近两河流域南部的苏萨（Susa）是其境内首个被大规模发掘的遗址，而这座遗址的发掘史也是伊朗考古学从萌芽到初步发展阶段的一个缩影。1851年，英国学者威廉·洛夫特斯（William Loftus）结束了自己在两河流域南部著名的乌尔（Ur）和乌鲁克（Uruk）等地的工作后，开始对苏萨遗址展开调查。但在两年之后，洛夫特斯又离开了苏萨、重新回到了两河流域。此后，在法籍御医托罗臧（Joseph Désiré Tholozan）的游说下，国王纳赛尔丁沙赫（Naser al-Din Shah）将苏萨遗址的发掘许可授予法国探险家马塞尔－奥古斯特·德约拉夫瓦（Marcel-Auguste Dieulafoy），后者于1884至1886年间发掘了苏萨遗址。1897年，法国学者让－雅克·德·摩尔冈（Jean-Jacques de Morgan）重启了德约拉夫瓦在苏萨遗址的发掘。这次发掘一直延续到一战前夕，期间收获颇丰。著名的汉穆拉比法典石碑、纳拉姆辛胜利石碑都是在这次发掘过程中发现的。大量不同时期的埃兰楔形文字泥版的出土，也为文字起源和埃兰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另外，苏萨还出土了大量阿契美尼德波斯时期的建筑构件与艺术品。这次考古发掘所出土的文物，如今大部分收藏于卢浮宫。发掘的过程和结果，后陆续发表于《法国驻波斯代表团行纪》（Mémoires de la délégation en Perse）和《法国驻伊朗考古代表团通讯》（Cahiers de la délégation archéologique française en Iran）等丛刊中。一战的爆发使得法国在伊朗的考古活动全部停止，伊朗成为了英、俄、奥斯曼三国的战场。1921年，哥萨克兵团发动的军事政变成为了压垮波斯恺加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法国在伊朗考古领域的王家特许权也因此宣告终结。1925年12月，已实际掌权多年的礼萨汗（Reza Khan）正式登基，成为国王，伊朗进入了巴列维王朝。而在这一年的春天，珀普就已经来到了德黑兰，见到了登基之前、时任王国首相的礼萨汗。
在德黑兰举办的一场名为“波斯艺术的过去与未来”（Past and Future of Persian Art）的演讲中，珀普对在场的礼萨汗与他的朋友和下属们这样说道：“波斯以其多样、独特且辉煌的装饰艺术而闻名寰宇。无论古今，两千多年来，在整个文明世界，人们都曾以文字和钱币的形式向波斯人的美学天才致敬。”在演讲中，珀普对波斯历史悠久的艺术和建筑遗产赞不绝口，敦促在场的伊朗权贵们重视他们所统治的这片土地上的传统之美。珀普的热情感染了礼萨汗，后者开始对波斯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复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授权珀普进入伊朗各地的重要的古迹和寺，利用拍摄和绘图等技术手段，记录伊朗古代建筑并对它们开展研究。自此开始，巴列维王朝的礼萨汗和他的儿子·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这对君王父子，成为了珀普一生中最重要的支持者。
这次伊朗之行对珀普的一生也有着深远的影响。除了在考察沿途采购了大量古董和艺术品之外，回到美国后，珀普开始将自己的兴趣完全地聚焦在伊朗古代建筑与艺术史上。1926年的费城世界博览会上，珀普被委任为伊朗的特别代表。他和建筑师卡尔·齐格勒（Carl Augustus Ziegler）合作，以伊斯法罕的沙赫寺（现名伊玛目寺）为原型，设计并建造了波斯馆，最终在这届世博会上获得了金奖。同年冬天，珀普在费城艺术博物馆主办了一场波斯艺术展。用他的话说，这场展览是“全世界第一次完全以波斯艺术为主角、深入地展现它的各个方面的严肃展览”。与此同时，珀普主持召开了第一届国际东方艺术大会，即后来他多次主持召开的国际伊朗艺术与考古学大会的雏形。1930年，珀普在纽约创办了美国波斯艺术与考古研究所（AIPAA），其宗旨是“从多方面去鼓励和促进对波斯艺术的欣赏和重视”。在珀普和波斯艺术与考古研究所的努力下，美国学者在巴列维王朝时期的考古工作领域抢得了先机。哈佛大学的弗雷德里克·武尔辛（Frederick Wulsin）、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的艾里希·施密特（Erich F. Schmidt）和恩斯特·赫茨菲尔德（Ernst Herzfeld）等人，率先开始在伊朗各地进行考察和发掘。后两者后来发掘了伊朗最为世人瞩目的遗址，即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雄伟壮丽的王都——帕萨尔加德（Pasargadae）和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
1932年，亚瑟·珀普和艾里希·施密特在希萨尔丘遗址，爱德华·瓦尔堡（Edward M. M. Warburg）摄
1929年春天，珀普再次回到伊朗，开始进行礼萨汗交给他的伊朗古代建筑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在项目开始时，珀普对使用相机一窍不通，但他很快就熟能生巧，成为了一名顶尖的文物摄影师。在拍摄古代建筑和遗址的过程中，温度、光线、灰尘、日晒、阴影以及设备本身的局限和问题，都是需要他一一克服的困难。除了技术和环境因素，即便有礼萨汗的支持，但珀普依然需要与当地的宗教领袖斗智斗勇，才能说服他们允许他和他的同事这些非进入寺，顺利地完成拍摄和记录工作。在1936年9月发行的《摄影》杂志上，他在文章《因拍摄喷泉被杀！》（Killed for Photographing a Fountain! Camera as a Record of World-Famous Persian Architecture）中，讲述了在伊朗进行文物摄影工作过程中可能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这是史上第一次对伊朗古代建筑和遗址进行的有体系的拍摄、记录和整理项目。除了珀普和阿克曼之外，还有许多人为这项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包括负责记录、整理建筑物和墓葬表面铭刻的铭文学家法拉杰－阿拉·巴德勒（Faraj-Allāh Baḏl），负责建筑和遗址测绘制图的建筑师艾瑞克·施罗德（Eric Schroeder）和唐纳德·威尔伯（Donald Wilber），负责拍摄建筑并记录沿途信息的、畅销书《前往阿姆河之乡》（The Road to Oxiana）的作者罗伯特·拜伦（Robert Byron），负责沿途拍摄建筑、古迹，并且首次用影像完整地记录了波斯地毯织造过程的摄影师史蒂芬·奈曼（Stephen Nyman），以及负责整理和编写建筑物索引的秘书玛丽·克兰（Mary Crane）等人。在1929至1939年间进行的共九个季度的考察中，珀普和他的同事们的足迹遍布了整个伊朗，甚至还记录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部分古迹。在此期间，波斯艺术与考古研究所的考察队一共在伊朗各地拍摄了超过10000张照片。现在看来，这些照片可能是珀普为伊朗古代建筑与艺术史领域做出的最大贡献。珀普和他的同僚建立了一个无与伦比的伊朗文化遗产的图像资料库，其中有许多照片直到如今依然无可替代。
除了在伊朗对古代建筑和遗址进行实地考察之外，在纽约的时间里，珀普和他的同事们还从事了大量的文献工作。他们在浩如烟海的手稿和历史出版物中，寻找和波斯艺术有关的信息，并且对这些信息进行分类，在梳理伊朗建筑与艺术学术史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已有的认识进行系统化的重组和整合。为了追溯各个设计风格和加工技艺的发展历程，珀普和阿克曼等人搜集并绘制了大量图版，根据能够确定年代的作品，进行分类和分析，这也与他们在田野考察过程中的工作形成了互补。十年时间里进行的多次实地考察以及对欧陆各国博物馆、学者和收藏家的访问和调查，极大地扩充了珀普所掌握的伊朗古代建筑与艺术的图档资源。对这十年考察结果的整理和研究，最终凝结成了1938至1939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波斯艺术集成：从史前时代到当下》（A Survey of Persian Art: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the Present）。这部巨作初版共6卷，其中包括2800余页印刷精美的文本，内含69个部分共115个章节，以及近1500页的图录，内含3500余张照片、193张彩色图版和1966张正文插图。全书共有来自16个国家的72名作者。在珀普的召集下，当时欧美研究古代东方文明的一流学者，大部分都参与到了《波斯艺术集成》的工作当中。作为编者，珀普和阿克曼二人除了亲自参与了许多章节的撰写以外，他们还将不同背景和观点的学者们团结在一起，统筹大量的文稿，还将不同的学术观点联系起来，在其中加入了数以千计的内部交叉引用。这些繁复的工作无一不展现了他们二人惊人的效率和创造力，而他们选择这套丛书献给他们的支持者、伊朗的“百王之王”礼萨·沙赫·巴列维（礼萨汗登基后的新名字）。面世伊始，《波斯艺术集成》就成为了了解伊朗古代艺术的必读书。在20世纪60年代，在珀普的努力和礼萨汗的继承者、新的“百王之王”·礼萨·巴列维的支持下，这套丛书由伊朗和日本的出版商重新整理、编辑和印刷，完善了30年代初版的种种不足。虽然书中的大部分学术观点已经过时，但这部凝聚了一代学者心血的《波斯艺术集成》，依然是学习伊朗古代建筑与艺术的经典书目，也一直是查阅伊朗古代建筑相关摄影记录的最佳选择。
初版《波斯艺术集成：从史前时代到当下》（共六卷），牛津大学出版社1938至1939年版
伊朗设拉子的盖瓦姆酸橙花园，巴列维大学亚洲研究院的所在地和珀普与阿克曼晚年的居住地，基米亚·基（Kimia Maleki）摄，2019年
在设拉子住所中的晚年亚瑟·珀普，阿萨德奥拉·贝赫鲁赞（Assadollah Behroozan）摄
2021年是珀普的140周岁冥寿，距离他的离世也已过去了52年。重新翻开《波斯艺术集成》，再去仔细地欣赏那些精美的摄影作品和手工绘制的说明图式，我们很难不对珀普和阿克曼做出更加宽容的评价。他们在伊朗古代建筑和艺术研究以及文物收藏领域里所充当的学者、策展人、收藏家、文物经销商顾问等多重角色，实际上是帮助我们理解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学科和这一类型艺术收藏建立过程的关键。珀普在学术上的合作者、中东古代艺术史大家奥列格·格拉巴（Oleg Grabar）形容珀普是一个“活跃在学术、交易和收藏之间纷繁边界上的出色经营者”。回望珀普的职业生涯，从1925到1969年，可谓是伊朗考古学的传奇年代。在那个年代，许多考古发现改变了我们对古代伊朗乃至古代世界的认识，也有许多考古发现的过程之曲折离奇，让人难以置信。同样地，当时许多重要发现的背后，都隐藏着投机者的私心和殖民主义的野心。这个传奇的时代，也是现古学和艺术史学科意识、标准、经典及方法的形成时期。即便珀普需要背负近代以来“自西向东”的原罪，但若不将他的经历置于他所在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当中，就武断地评估他的生活和成就，难免会有失公允。珀普在亚洲研究院的后继者费耐生对他的评价，或许更值得我们参考：“他（珀普）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是，即使是他的批评者，也会承认他所拥有的强大的组织能力和说服力。”那套一人无法轻松抱起、也无法轻易读完的《波斯艺术集成》，就是珀普强大的组织能力和说服力——更重要的，他对波斯艺术及伊朗考古学的由衷热爱——的最好证明。
1968年春天，时年86岁的珀普依然坚持为他在伊朗重建的亚洲研究院而工作，并且成功地将他42年前创办的国际伊朗艺术与考古学大会带到了伊朗本土。这场会议共有来自26个国家的270名学者参加，接连在德黑兰、设拉子和伊斯法罕三地举办。会议期间，后来被誉为“伊朗现古学之父”的伊朗本土考古学家埃扎特·纳伽班（Ezat O. Nagahban）发起倡议，促使伊朗官方发表正式声明，反对文物贸易。此后，伊朗境内以商业为目的的考古发掘便逐渐平寂下来。1969年秋天，亚瑟·珀普逝世于设拉子，后被安葬在伊斯法罕的扎因代河畔的一片桑树林中。伊朗考古学的传奇年代，随着珀普的永远沉默，也就此告一段落。
位于伊斯法罕的珀普与阿克曼之墓，基米亚·基（Kimia Maleki）摄，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