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第四届文化遗产保护与数字化国际论坛（CHCD2016）落下了帷幕。本届论坛以“重现生机（Re-vive : Heritage Coming Back to Life）”为主题，通过搭建文化遗产保护与数字化领域的国际高端会议平台，总结文化遗产保护与数字化的实践经验、展开理论研究，为不同类型的遗产保护与数字化活动做向导。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论坛中的跨界对话环节，主办方邀请了来自于管理、研究、产业和传媒四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及资深从业人员参与到传统村落以及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讨论中。
金溪县县长高连珠做了名为《金溪传统村落的保护价值与利用》的报告，介绍了金溪古村落的特征与价值，从政府引导与公众参与、注重文化内涵与生态环境、科学规划以及保护旅游平衡发展等几个方面讲述了金溪古村落保护的经验，并就未来如何继续保护加以阐述。
金溪是千年古县，古镇古村众多，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金溪有不可移动的文物912处，明清古建筑11633栋，是传承有序的明清聚落文化的活化石，集中了礼学文化、商帮文化、科举文化、乡绅文化、家族文化等要素特征，是临川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赣派古村落的典型代表。
对此，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付清远指出，“现在我们主要的问题不是靠国家这么一点点经费，也不是靠国家财政经费，要靠呼吁全社会来保护金溪的传统村落，保护我们全国各地的传统村落。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让全国的各个方面都来支持我们的传统村落的保护。”在修缮古建方面，他还介绍了在金溪招募当地工匠使用当地材料与工艺修复危房的试点案例，在修复古建的同时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传承。
来自苏州市文物局的尹占群局长则结合苏州地区的传统古村落保护表达了几个观点：1.传统村落的保护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期望毕其功于一役；2.传统村落应该多元化利用，而不能做成旅游目的地；3.对于传统古村落不仅要保护它的格局、建筑和历史环境，更要保护和关注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如果仅仅是一个村庄，一个聚落遗产的本身，没有人的参与，没有传统的生活方式的传递，可能就是一个壳，一个废墟。”4.建筑是一部凝聚着信息的书，不能只关注传统的建筑保护，而忽视我们这是时代对建筑形式的延续。
住建部城乡规划司名城处调研员傅爽则从国家的政策、资金等方面对传统村落保护做了解读，但也提出了“国家的钱投入以后怎么能正确的引导村庄正确使用，能把这个钱用到最好的地方，又使历史风貌不被破坏”这一现实问题。
来自ICOMOS的古斯塔夫·阿罗兹则尖锐的指出——“村子的实际利益相关方应该是村民，但是没有一个村民来到这里，来告诉我们他们想要什么东西，他们有什么需求”——要让这些村民发出自己的声音。另外，他阐述了文化旅游会对当地的文化产生影响，应该引起大家的广泛注意。
CIPA主席安德烈亚斯·耶奥戈普洛斯针对如何让村民们回到农场去生活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要提升本地的生活质量，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医疗条件……并且让他们得到应有的尊重，养牛、放羊和办公室的工作应该是对等的……这种平等的尊重也应该成为我们教育和人们意识中的一部分。”
来自产业组的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城市研究院院长李玉峰从产业的角度分享了对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些思考，“教育产业先行介入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跟科技手段的平行并不矛盾。但是过于强调科技手段的强大，可能会忽略教育方式和保存方式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本质的所谓的良好以后性的互动”，并强调“如果没有本质的认知，再强大的技术手段也可能会创造灾难。”
光明日报北京站副站长董诚以一个媒体人的视角，讲述了媒体在金溪传统村落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在此过程中媒体自身得到的启示，并建议在传统文化保护领域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
良渚遗址管委会的副主任陈寿田做了《大遗址保护的良渚实践》报告，介绍了良渚遗址挖掘的历史沿革、历史意义以及国际地位，并从管理者的角度讲述了从机构、研究、法制、资金等方面对于良渚遗址的保护。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是新石器时代文化 ，因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距今约5300─4000年，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遗址分布于太湖地区。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国家文物局指出：良渚遗址群将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安德烈亚斯·耶奥戈普洛斯从技术方面提出了“所有的考古研究都需要被很好的记录下来，并且不断增加。必须要监控、监测，这样才能有效实施保护，保护好遗址。”的观点，对待遗址应该做好准备，避免遭受任何的一些危害，比如说自然的，或者是人造的危害。
“遗址除了应该被保护外，更应该注重展示历史，传播知识”，ICOMOS 执行委员马里奥·桑塔纳认为数字化技术能够帮助我们记录这样挖掘的过程，随着这个挖掘的进行我们也可以记录很多实际上能够对于遗址的教育，遗址的保护。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通过自己多年考古的工作经历，对目前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古遗址破坏的严重性深表痛心——“每年都是我们在前面调查，后面在盖楼”。继而对保护大良渚这一理念和措施进行了解读，并提出了“良渚经验”有可复制的地方，也有不可复制的地方，“任何一个遗址都有它的独特性、有独特的价值性，但是在保护它过程中所摸索出的一些理念可以为其他遗址保护提供一部分经验”，但对遗址内自然村落的搬迁持有保留意见——“这么大的遗址没有活态的东西，确实说不过去”。同时表达了对于一个遗址保护的最少干预原则，即要保留他的真实性，要保留完整性，尽量少干预。
陈寿田认同李水城的观点，认为如果地方官员、遗址保护工作者、社会的各个方面有了这种所倡导的理念的话，良渚经验是可以在全国甚至更大范围内复制，把理念与技术想结合；如果理念还是那种一定要发展，一定要跟遗址抢夺社会资源，那么就不可复制。
清华人居集团的万钧认为目前对文物的保护、对自然遗产的和文化遗产的保护都是一个很好的时期，因为国家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社会力量介入可能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很好的促进对遗产的保护，另一方面可能会对其产生破坏。并通过实际案例进行了反思，通过产权、管理、体制、机制、运营、技术与业态等几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嘉恒建业文化产业投资公司的董事长王建文指出在文物保护技术不断更新的今天，文物保护依然举步维艰，问题出在大家的观念上，“我们一方面希望资本介入，希望公众关注，可实际上不是公众参与，而公众消费。我们希望文物变成公众消费的对象，而不是公众参与的对象，这是很大的问题。你把它变成5A景区，人山人海的来，其实这是在过度消费，而不是公众参与。”
古斯塔夫·阿罗兹对良渚遗址的保护与开发予以了肯定的态度，并通过国际上其他遗址的例子再次强调“要在游客的旅游和遗址的保护方面找到一个平衡”。同时，可以利用数字化技术对其进行保护与研究并向公众展示。
海淀区旅游委冯军则认为将旅游视为洪水猛兽是一个错误的观点，“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利用，旅游是非常好的方式，旅游的核心文化，灵魂也是文化。”对此他提出了“不要把旅游拒之门外，而是要把旅游用好”的观点。此外，他也提出了如何把数字化的成果展示给游客，特别是向青少年展这一问题。
文化遗产保护与数字化国际论坛及其前期“数字遗产中国行活动”使我们拓宽了思路，将遗产保护放在一个更宏观的视野下进行讨论，不仅是解决怎样保护、怎样利用，更重要的是解决如何更好地保护、更好地开发利用，让保护与开发利用形成一个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问题。系列活动搭建了一个很好地交流平台，也做出了很多开拓性的尝试。当然，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这条路，不仅需要各领域专家地探索、社会资本的支持，更需要公众的关注和理解。
